香港大學機械工程系的前副教授張祺忠，因涉嫌於2018年8月17日在校內宿舍偉倫堂殺害妻子陳慧文，經過長時間的法律程序，近日終於迎來了新的轉機。香港上訴庭裁定張祺忠的上訴得直，撤銷原審的謀殺罪名，並將案件發還重審。上訴庭今次頒下的判詞，揭示了原審法官在引導陪審團時所犯的重大失誤，以及該失誤對審訊公正性的影響。
案件最初的審理中，陪審團對張祺忠的謀殺指控做出了大比數的裁定。然而，在隨後的上訴中，辯方強調了原審法官的引導存在明顯的偏頗，特別是在心理專家的證供被排除在減責辯護的考慮範圍內。辯方當時傳召了臨床心理學家鄭健榮作為專家證人，他的證言指出在極大壓力下，人的情緒確實會顯著影響理性判斷，但原審法官卻明確指示陪審團僅需考慮兩名精神科醫生的意見，而忽略了心理學家的看法。
上訴庭法官薛偉成在發表的判詞中闡明了這一裁決的背景。他指出，在涉及精神失常減責辯護的議題時，評估被告精神狀態的「重大受損」問題，原審法官的引導並不正確。他強調，雖然無法通過確凿的科學測試來界定精神受損的程度，但「重大」這一詞彙本身是可以通過陪審團的個人經驗來理解和應用的。因此，陪審團應當能夠考慮所有提供的證據，而不僅僅限於原審法官所指的那些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張祺忠與妻子之間原本有著一定的財政糾紛，這也成為控方挑戰辯方減責辯護的一個基礎。然而，上訴庭認為，儘管辯方提交的醫學報告提供了可信的減責依據，但原審法官排除了心理專家的證供，使得整個審訊過程受到了不公正的影響。判詞中還強調，精神科專家的意見是必不可少的，而心理方面的證據也應與精神方面的證據共同考量。
最終，法官裁定張祺忠的上訴得直，並命令案件發還重審，這不僅是對張祺忠個人權利的保護，也是對司法公正的一次強調。案件的再次審理將在新的陪審團和司法環境下進行，這無疑將引起社會各界持續的關注與討論。此案的發展展示了香港法律體系對案件審理公正性的堅持，也使案件的背後人性與法律的掙扎，成為值得深思的議題。
